石寒同学是乾元国学八期班的学员，08年参加乾元国学教室的学习，此后数年时间，学习不止，笔耕不辍，尤其是在对《论语》的研读颇有所得，本期特别摘录石寒同学对于《论语》部分章节的解读，作为学习心得分享。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说文》：“学，觉悟也。”通过学，获得一种觉悟，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当然是很开心的事。《说文》：“说，释也。”有开解、释然、解惑的意思。对于一个有所觉悟的人来讲，当然会有种解放、解脱的快乐。这种快乐有时候是别人无法感知的、也是无法分享的。《说文》：“习，数飞也。”即实习、实践的意思。时习，无时而不习，学以致用也。学是习之始，习是学之成。朋，同师为朋。同门欢聚，交流切磋，又能促进友谊，自是快乐的事。《说文》：“愠，怨也。”有恼怒、怨恨的意思。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与认同，却并不恼怒，更不怨恨，乃君子之胸襟也。君子，成德之名也。

学什么？通读《论语》后，知道孔子所谓的学包含三个方面：知、识、行。知，有两个内容，即儒家所谓的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即文献典籍、各种知识类；德性之知即道德修养。识，就是转知为识，转识成智，即将所学之知化为己有，形成智慧。行，就是将所识所智通过践行、实践，使之作用到日常生活中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文化”，也是儒家所谓的“为己之学”。知、识、行的结合，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道。在孔子这里，道即君子之道也。这就是孔子所谓的“学”的全部内容以及全部意义。

习，践行也。孔子强调知行合一。

不同于释氏的“苦海”，亦不同于基督的“原罪”，孔子的悦、乐，给人类以崇高尊严，从而开启快乐人生境界。

凭什么乐？知其道也，故能心生欢喜。颜回之所以安贫乐道，正是缘于此。宋儒程朱所谓“孔颜乐处”的哲学命题，亦发端于此。

人不知而不愠，宽容也，儒学的开放与包容是其历久弥新的原委所在。心有主宰，从容自信，故而不怨天，不尤人。

所谓君子，一个完成的人。自孔子开始，君子、小人已经超越门阀、血统的阶层，而提升到道德境界的层面。在孔子看来，人皆可以通过学习成为君子，其途径是下学上达，下学人事（忠孝礼义智信勇等），上达天理（仁）。故孔子说：君子上达。

君子之道何？读完《论语》自能明了。此章的学、习、悦、乐、不愠亦为君子之道也。

孔子对君子、小人是严格区分的，不容错置。所以，为学者敢不敬畏？敢不上达？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孝经》云：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悌，事长也。孝悌，发端于仁。仁，体也；孝悌，用也。孝悌是行仁之本，非仁之本也。《说文》：“仁，亲也”。

行仁从事亲开始，事亲从孝悌开始，继而向外扩充，由伦理而社会而天下。由内向外的递进是儒学实现仁道的次序。所谓修、齐、治、平的基础在修身，修身的基础是孝悌。

仁根植于内心，发见于孝悌之力行，故，好犯上作乱的就会很少。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儒家哲学的终极范畴，更是一个人风骨的蕴藉和体现。古往今来，杀身成仁，这种具有宗教情怀的殉道精神一直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未来。

悌，弟也。与人相处，甘守弟位，甘于处下，恪守弟道，其实是人际相处的法宝。所谓“谦受益”、“虚能应物”、“虚怀若谷”，就是说明一个人如能以谦卑态度处事应物，那么还有什么做不成呢？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是内在的善性，是崇高的道德信仰，也是天命所属的存在。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就是说，仁，作为人性的本体，是人人与生俱来的品质，天性使然。

所以，仁是自然的也是充沛的。仁也是本乎诚实，而诚实的状态应该是静的。所以，孔子说，仁者静。而巧言令色者多着意于功利而取悦于人，所以，少了这份诚实。事实上，外表秀得越丰富的往往内在是空洞贫瘠的。

巧言令色是刻意的，而自然的才是合乎天理流行的，任何虚饰都是违背天理的，尤其是言色。

其实人人都厌恶巧言令色的人，因为他缺失了真诚。

孔子说，仁者乐山，因为山是静的、实的，也是让人感受到力量存在。孔子又说，刚毅木讷近仁，都是形象地告诉我们仁的内在。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治理也。

千乘之国，诸侯国也。国家，在春秋时期其实就是一姓之封邑。斯时的人民，国家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而儒学所着眼的是天下范畴，是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学术，所以它不囿于一家一国。

敬，是慎重、庄敬之义。为政者，内心有了一个敬字，自然能取信于民。敬与信的关系好比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春秋时代，人、民有别。人，人才、贤人也；民，庶民百姓也。

主张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反映了孔子对人、民的脉脉温情。

此章要点在敬、信二义。敬、信非法制可蓄，唯内以仁德以治其心，外以法制以治其身，如此并举才能完善政道。所以，心性的崇高觉识是事功立业的基础。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孝的本义在于通过事亲获得对生命本源的一种追溯以及由此而滋生的敬意和情感。同时，是对自己的存在价值的认同和担当。

弟，悌道，亦是坤道，处下谦逊。一入一出，出入由径，君子之道，亦人道也。

谨行信实，自然能够博爱，自然能够亲近贤仁，从而思齐之心油然而生。

孝、悌、谨、信、泛爱、亲仁皆为大人之学，亦为孔子所谓的君子之学。此乃儒学的德性之知，德性之知，道也，故德性之知要在力行。

行道有余力，可以辅以文献知识。此为儒学的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器也。

道，本体也；器，作用也。君子之道见体见用，体用不二的。孔子更重视本体，因为，如果德性不正确，那么，知识越多其反作用力也就越大。一个人德行有亏，那么他的渊博知识会增强他的负能量，从而对社会的负作用就大。

陈明先生在《孔孟仁说异同论》中说：“孝，仁的基础；仁，成己的标志；圣，成物的极致。这就是孔子仁说的逻辑结构。”也就是说，孔子的仁道，其实就是一种由孝亲而发端的行动哲学。所谓“道在日常人伦之中”是也。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见到贤者，能够自觉庄严形色，则思齐之念萌发，可谓好学也。

事君，必要时可以殉身成仁。诸葛亮事刘备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遂成人臣典范。君者，国家象征也，事君就是事国。

子夏认为，能够做好上述四样，可以称得上是有学问的文化人了。知识不等于文化，很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讲，儒家认为德性之知（文化）更重于或者说更高于见闻之知（知识）。

当今知识大爆炸，知识人越来越多，但是文化人却越来越少。文化是人道的显现、人格精神的体征，也是一个国家精神的彰显。如果文化缺位了、丧失了，那么，知识再怎样丰富，对于人文发展和人类进步又有什么益处呢？没有文化精神的知识和一台电脑、一本账薄有区别吗？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庄敬之义也。庄敬蕴于内心的厚重与强大，内蓄万有，则形色自有沉着庄敬之相。这是装不出来的真实流露，其威严自可令人心生敬意。

如果缺乏这种庄敬之威，其所学也不能持守、坚固。举凡嘻嘻哈哈的人，往往是不能给予人稳重、信实的印象，总会觉得不靠谱。韩愈说：“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勉就不会生懈怠之念，从而，学则固，形则庄。

忠信是人道精神亦是社会关系的契约律令，自然要置于主要地位，否则，人与禽兽无别也。

无友不如己者。所谓三人行必有吾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善与恶皆可为师。这里突出的是友，所谓同志为友，交友之道在于能够进益自己，所以孔子强调勿友不如己者。如果人人明乎此，那么，人人自能够勤勉上进，完成人道。

人皆有犯错的时候，不怕改正，君子之道也。勿惮改是要有勇气的，作为君子，理当具备。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重地对待丧葬，真诚地追思先祖。通过祭礼形式强化对生命本源的追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崇祖归宗的情感寄托。

通过不断重复的、表演性的祭礼可以培养并强化人的情性，可以凝聚民族情感，达到淳化民风、优良民德。

给予清明节法定假日以及恢复国家公祭都是有利于礼仪建设，优化社会风气的有力举措。

当代中国数典忘祖的现象举不胜举，社会最基本的伦理丧失，私德公德式微，恐怕与人们的宗祖意识淡薄不无关系吧？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孔子周游列国面君80余位，每到一国必须深入了解该国的政治、人文以及社会风俗。

温、良、恭、俭、让，乃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风范。所谓谦受益，所谓空故纳万境，都是强调君子处下谦卑的胸襟，唯有此等胸襟，方能经世致用。

孔子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积极入世、勇于担当的普世情怀，正是缘于这样的一种情怀，儒家才能够谦卑、宽容，才能够给予这个世界以温情和温暖。

温、良、恭、俭、让，五个字活脱脱地给我们勾画出一个伟大而又谦卑的圣人气象。司马迁称孔子为至圣，并由衷地慨叹道：高山仰止，景行景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子罕第九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逝，往也。

孔子一贯主张的“损益”观，可见他的历史进步意识是很显然的，他全然不是什么守旧派，更不是泥古派。他所要做的“复兴周礼”，和我们今天所主张的“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意义是一样的。历史经验历历在前，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发展向度如同“逝者如斯”的流水一样，“不舍昼夜”地奔流向前。然而，在奔前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时地回过头去，检视过去，总结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开创未来。

同时，日月不居，时光荏苒，犹如流水，未尝停止。所以，我们常有“今是昨非”之感慨。而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今是昨非”中不断更新自我，不断进益，完成自己。

9．20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先生说：“讲说了而不懈惰的人，只是颜回了吧！”

人之所以容易滋生懈惰，正是缘于内心的不诚。不诚也就不敬，不敬自然虚骄慢惰，无可进益。力行近乎仁，能够力行不倦的人，一定是个持守诚敬的仁者。而颜回正是这样的人。

《中庸》认为：“诚乃天之道也。”又说：“自诚明，谓之性。”就是说，天地万物皆来自于天之诚，人自然也秉承了这个诚之性。“率性之谓道”的“性”，可以说就是一个“诚”字。《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所谓“至诚如神”、“诚者自成”，就是告诉我们须明心见性，内心秉持一份诚意，就多一份敬畏。如此，才能开物，才能成务，才能崇德，才能广业。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知者明道辨物，故不惑；仁者安仁知命，故不忧；勇者肩担道义，故不惧。

不知道，必生惑；不知命，必生忧；不公义，必生惧。

此章三者一体，非三事也。知者必仁，仁者必勇。重点是“仁者不忧”。一个人内心自有道德觉识，自有是非判断。为人处事，秉天理、凭良心，自然心安理得，故无忧其心，坦坦荡荡。

然君子也有所忧者。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君子耻于终身碌碌无为，于道无所闻。故，君子所忧者，道也。

钱穆先生说：“此三德，学者能以此自反而加体验，则此心广大高明，希圣希贤，自能循序日进矣。”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适，往、到；立，立定、笃实；权，权衡、权变。

可以共学，但未必都能达道。所以，我常说，行于路者众，而行于道者寡。并不是仅靠努力就能达道，尽管努力很重要，各行各业莫不如此。可以达道，又未必能立定于道，笃守道的原则。可与立道，又未必能懂得权衡轻重、变通为宜。

恪守经常（道的原则）与通达权变是孔子及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认为，既要知常，又须明权。就是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如此才能应物无穷，通达事物，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周流无滞。而不至于教条、僵化。

孔子深得事物的辩证法，知道“道”有经有权，所谓“经立大常，权应万变”。事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恰如硬币的一体三面：要讲原则，要讲灵活，此其一；不可死守原则，亦不可一味灵活，此其二；既要不失原则，又要不无灵活，此其三。

为什么要懂得灵活性？因为事物万殊万象，无不在变动不居之中。所以要审时度势，随势应变、与时偕行。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诚如孟子所说：“权，然后知轻重。”此谓道之变易也；为什么要恪守原则？虽然事物万殊万象，但其中总是有相通的道理、规律在贯穿、支配。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此谓道之不易也。

权，衡也。权变是中庸之道，而不是权术。权变与权术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这一点必须厘清。

原则是体，权变是用。体用一如，体用不二。此章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孔子是个进步主义者。

9．31 子罕：“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偏其反而，翩翩摇曳。

孔子所教者，仁道也。孔子言仁道极其平易、极其简单，也极其理性。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越平易、越简单的反而越显得高不可攀，所以也就越难以践履。这也是我认为儒学高于一切宗教的原委所在。仁道就在我们身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

对于很多人来说，仁道就如这美艳动人的唐棣之花，不是不想，而是觉得遥不可及。孔子说，那是因为没有真正地去想。倘若真的去想，那么又有什么遥远的呢？孔子说：“道不远人，人自远而。”一个人是进是退？是上达还是下达？是君子还是小人？是行于路还是行于道？没有人更没有佛陀、耶稣、真主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一切皆有我们自己去选择。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乡党第十

儒家倡明的是“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的道德修持与觉识。所以，儒家如同中医，意在防病于未然。与之对应的法家恰如西医，意在治病于已发。它们的不同在于：儒家的道德觉识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相信人人可以用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而法家思想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它不信任人的自觉意识与道德意识，坚信只有严刑峻法可以约束人们的言行。

由于儒、法思想的基点不同，对于政治制度的预设及发展向度就会大相径庭。儒家思想是很容易推出反专制、反专权、反独裁的民主政治制度，而法家思想却极容易催生出专制、专权、独裁的法西斯政治制度。

而儒家的道德觉识是建立在日用伦常之中的，所谓“朝乾夕惕”，正是要求自己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建立起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人格品质。所以，在本篇诸多章节中，孔子诸如“君召使摈，色勃如也”、“立不中门，行不履阈”、“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齐必变食，居必迁坐”、“席不正，不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等等表现，无不体现出孔子内在的自觉、自重、自尊以及对自己职位与名分的敬畏与持重。

人最难在持敬，非恒毅而不行。所以才有“如临如履”的警惕、才有“三省吾身”的自审自讼。而人的尊严与自信正是体现在这种不凡的道德觉识之上的。而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普适意义与普世价值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才有“不可复制、不可重来、不可超越”的理论共识。诚如有识之士们的所言：中国的未来需要孔子，世界的未来更需要孔子。

先进第十一

11．18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说文》曰：“愚，憨也。鲁，钝词也。辟，法也。（《小雅》曰：辟言不信。为什么呢？缺乏真诚。）”喭，粗鲁。

孔子经常用一两个字来评点弟子。因材施教是孔子教育的总方针，而因材施教的前提是要对学生的资质和禀性有所了解，孔子在这方面堪为师表。在《论语》中，面对同一个问题，孔子总是根据不同性格、资质的弟子而给予不同的回答。重要的还在于，孔子从不给弟子以标准答案，只是提供寻找答案的途径和方法。“授人以渔”才是教育的本质。可见，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先进的。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然而，诚如《四书诠义》所说：“有其病必有其善。愚者必厚重，鲁者必诚朴，辟者才必高，喭者性必直。”如果“愚者充以学问，鲁者励以敏求，辟者敛以忠信，喭者文以礼乐。”那么，必有气质变化，自有可观。

11．19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庶，指接近于道；屡空，屡次陷于空乏；不受命，不受公家之限制；亿，亿度。

颜回安贫乐道的精神境界与子贡亿测屡中的物质富有，在孔子看来都值得称许。当然，孔子更欣赏颜回，之所以有这般比较，其意在“美回励赐”也。其实，子贡一向钦服颜回，自言“不敢望回”，乃自知之明也。

物质上的贫富，偶然因素颇多，所以勤劳者未必就能致富。其实，颜回悟道，乐在其中，自足自给，所以能随遇而安，又何尝不是一种富有？精神永远是物质所不能替代的。所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颜回安时处顺，却未尝为命所困。子贡虽不受命，而穷通仍在命运中沉浮，之所以要“亿测”，盖患得患失使然也。何如颜回逍遥于无待，洒然于无闷，岂不更超拔？

有人说，物质是精神的基础。其实，精神又何尝不是物质的基础。否则，人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闻斯行诸，闻义即当勇为；兼人，《说文》：“兼，并也。”兼人，指子路不甘人后。

子路之进与冉有之退，如过犹不及。所以，同样的问题孔子给予了截然不同的回答。意在不偏不倚，中道而行。

子路是个行动派，所谓“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说明他容易冲动。所以，孔子总是泼他冷水，让他清醒，收敛其心；冉有刚好相反，行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所以孔子激之，意在正其所失。孔子因材施教，于斯可见。

很多时候，我们有了很好的想法却不及时付诸行动，结果坐失良机，徒叹奈何！同样，未经深思熟虑，就仓促行动，结果一败涂地。如何避免这些毛病呢？我想，唯有认识自己（性格、才智、能力），才能进退自如，起码知道自己何时该进？何时该退？所以，认识自己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性格决定命运。性格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识修持趋于完善的。因此，认识自己、改变自己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了。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畏，这里指民间私斗。匡人私斗时，孔子及弟子被围在其中。而颜回失散在后。

一句“子在，回何敢死？”胜过万语千言。此中有师生之情，有父子之亲，还有知己之念。我一直认为，兼于良师与益友之间的师生关系，才是最理想，也是最完美的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师生并进，孔子颜回，堪为千古美谈。

《曲礼》有云：“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就是说，父母在，子女不能轻死赴义。当年沦陷在北平的周作人面对友人劝他南下时，他是这样说的：“我走了，鲁迅的母亲怎么办？”我现在很能体味出周作人之所以“附逆”的那种无奈与无力。忠孝两全，何其难哉！

11．24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说文》：“具，供置也。”具臣，指备位充数之臣；从之，指听命、从命、顺从。

孔子的“以道事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它是儒家“从道不从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立场。自古以来，以恪守“道统”为己任，成为士人们的天命所寄。尽管，“道统”常常被“君统”、“政统”所宰制、压迫，但依然有种顽强的力量让士人们走上为维护“道统”而不惜“殉道”的不归之路。这就是“士人风骨”。在儒家看来，道义是人类至高无上的价值追求，是超越家、国情怀的一种人文主义理想。没有道义支撑的国家即便是超级强国，也不过是一座动物园。没有道义觉识的君王（领袖），也不过是一个禽兽。对于无道的君王和国家，孔子主张“用脚投票”，炒他鱿鱼，不跟你玩了，走人。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而到了孟子那里就不那么温和了。孟子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要主张。对于一个无道的君主或统治集团，孟子认为，人民可以起来“异姓”之，可以“诛杀”之。这是何等的革命意识和民主精神！

弒父杀君，孔子认为过于暴力，所以反对以暴制暴的革命，他是改良派。实在不行，就一走了之，让其自生自灭。他这样回答季子然，意在讽刺季氏权贵的不臣之心，同时表明仲由、冉求虽然当不了大臣，但至少也不会失去道义的底线，不会同流合污，更不会助纣为虐。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说文》：“贼，败也。”败与害义近。“贼夫人之子”，意思是：让还未学成的子羔去当费邑的主宰，等于是害了人家孩子；《说文》：“民，众萌也。”泛指庶民百姓；人，指人才、贤人。与孔子曾问子游“女得人焉尔乎”中的人是一个意思；社，示土为社，人无土不立，所以封土为社，以敬土神；稷，为五谷中性最中和的谷物，立它为五谷之主。人无谷不活，所以封稷为谷神。立社祭稷，蕴含春求秋报、祈福感恩的意思。后来，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

子路推荐尚未学成的子羔去当邑宰，孔子斥他是误人子弟。子路不服，就说：“有百姓、有贤才、有社稷，治理就是了。何必还要读书才算是学呢？”孔子批评道“所以我厌恶你这般利口狡辩的人！”子路可能厌烦读书，而孔子又曾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句话。于是子路有了“何必读书”的这般反驳。原来“读书无用论”始于子路呀。子路以为，学习不一定非要通过读书，从政实践本身也是学。殊不知，读书是为了知道、明理，知道、明理是为了更有效的践行。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是互相作用的。

孔子所谓的学，不仅仅是身通“六艺”，更重要的是德行建树。德行是人格，《六艺》是能力。人格不立，能力越大，则负能量就越大，对社会的副作用也就越大。这是子路所不能理解的地方。而读书也正是为了知道、明理，以完善人格。

人格不立，又如何能够持守党性？又如何能够勤政廉明？正如孔子所说的，把一个尚未学成、人格未立的人送到政治舞台上，不是“贼夫人之子”又能是什么呢？

颜渊第十二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克，《说文》：“克，肩也。任事以肩。引申为胜、杀。”克己，即约身，约束自己、战胜自己；目，条目；请事斯语矣，请让我照您这番话去努力吧。

己，人心也；仁，道心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克己，就是胜私，去一分人心，就存一分仁心。仁心发见于外，作用于事事物物中，就是礼。此所谓“克己复礼”是也。

不同于释氏的普渡，不同于上帝的指引，不同于真主的庇佑，孔子的“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强调的是人的自信、自主，而不是他信、他主。所给予人以崇高的尊严、以无穷的自信、以无尽的希望，这就是儒家高扬的人本主义伟大旗帜。说起来把自己交给神灵是很容易的，只要信仰就足够。而把自己交个自己，自我拯救，自己对自己负责，委实不容易！看到不该自己拥有的金钱、地位、美女而不动心，难不难？老实说，难！所以，儒学成不了宗教。

视、听、言、动本乎人自然情感的本能诉诸，可谓发乎情性。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止于理性。克己复礼正是由情性而理性的一种涅槃。人之诸恶，往往始于耳目声色，继之以言行。所以才要通过克己的修持，以复归于礼。诚如胡适先生所谓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就是要通过“四勿”而复归于礼，进而由外在的“礼”上升到内在的“仁”。所谓的“仁”，就是我一再说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一个人拥有了这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那么，他就可以说是成仁了。

成仁与否，不假他人，不假神灵，完完全全是自己来主宰自己。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说文》：“使，令也，发号也。”

如见大宾、如承大祭，无非是强调一个“敬”字。敬是忠的前提。敬，畏也。敬畏他人、敬畏百姓，其实就是敬畏自己的良心、良知、良能。《易经》所谓“敬以直内，义以行外。”如此才能体现出忠。当你高高在上俯视人们时，人们是很渺小的，然而，当人们仰视高高在上的你时，其实你一样是很渺小的。所以，权力崇拜、领袖崇拜是极其可笑的，也是极其愚蠢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与《圣经》里的“己所欲，施与人。”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专制集团不正是以“己所欲施与人”的“好心”来强奸民情、绑架民意的吗？一些国家不也正是以“己所欲施与人”的“好意”来强行向别国推销他们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吗？文化应该是多元的，思想应该是自由的。也正是基于这点，1997年9月联合国在《世界人类责任宣言》中，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作为世界治理的“黄金定律”。

能够遵循忠恕之道作为济世、为邦乃至为人处事的原则，那么，之于国家也就不会滋生怨恨，之于个体也就不会招致怨恨。

新闻发布时间:2016-7-6

返回顶部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