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已经73岁了，到这个年龄要想写一本大的专题研究著作是有一定困难的。那么，我如何安排此后的学术生活呢？此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有个想法，到晚年是否可以编《儒藏》。因为前人已编有《佛藏》《道藏》，而无《儒藏》，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似有欠缺。而且就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情况看，儒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于佛道要大得多，因此，纂辑一部《儒藏》，早晚是应该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常常在思考一些哲学问题。遗憾的是，由于自身的天分和外在的环境，我没能使自己所思考的哲学问题系统化，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这就是说，到了晚年，我一方面想编《儒藏》，另一方面还在思考一些与现实有关的哲学问题。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学术生活，也许两方面都做不好。
        正巧，2002年，教育部有个重大的哲学与社会科学攻关项目：《儒藏编纂与研究》。我想，干吧，不管我是否能看到它完成，一旦启动，总会有人接手做下去。2003年，《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个项目北京大学中标了，并由我出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
        由于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形成的习惯，我仍然在关注和思考与现实学术发展相关的问题，因而，在进入21世纪后，我还是写了若干篇哲学与文化方面的论文。在这本集子中，我从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采择19篇。另有一篇《关于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是1983年为参加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发言稿。先前，我的主要精力一直集中在对中国佛道两教的研究，此次发言令我转而对儒学发生兴趣。这篇小文也许对读者了解我的思想发展过程有所帮助，故此作为附录选入吧。
        本文集中还收入6篇我为前辈及友人著述所写的序言，读者或可从这些序言中看到我思考问题的路子。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中国的经学？盖"五经"（或"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它是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深深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传统之中，代代相传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特别关注儒家？由于自先秦起，发端于孔子的儒学自觉地继承、阐扬着"五经"的基本精神，在此后的我国社会诸多方面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它的身体性命之学开启了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之道的中国独有的哲学体系，无疑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衍、成长的精神支柱。我为什么特别重视西方哲学文化对中国哲学文化的冲击的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一冲击下，我们才有了一个反思、自省其哲学传统的契机，让我们知道应该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吸收什么，从而使中国哲学文化得以在现时代反本开新。反本才能开新；尤为重要的是，反本是为了开新。
        本文集收录了部分报刊记者对我的访问记。这些访问记在发表前大体都给我看过。之所以收录这些访问记，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我写作的背景。我写文章大体上都是由问题引发的，而这些问题又常常与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所思、所感密切 相关，我往往是有所思而发。我想，从这几篇访问记，读者或许可以对我为什么写这些论文的原因有所了解。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往往可以不断地探讨下去。然而，学术问题必须是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探讨，才可能真正取得进展。当前，我们的学术研究与理想的境界还有一定距离，还不能做到什么都可以拿来讨论，这对学术的发展并非有利，希望能有所改进。我自知学术基础并不很好，而且也并非天分很高的人，文集中难免有错误，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我会抱着知错必改的态度来接受的。
        2013年8月29日

        仰视"光前裕后"的哲学之师
                                ——汤一介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
                                        ◎ 刘彬 《光明日报》记者
        新近出版的《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收录汤一介先生于新旧世纪之交所撰论文、书序、演讲以及访谈三十余篇，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儒学第三期发展等问题；尤其标举反本开新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指出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在于紧紧抓住当今中西文明对话、激荡的契机，反思、自省其传统，打通中西古今，从而使国人在华夏文明丰厚遗产的基础上重构核心价值理念。 汤一介的另一重要命题是世界各国家、地域的文明共存、中国哲学所独有的天人合一、普遍和谐、内圣外王等学说，正可为当今人类解决矛盾冲突提供十分有益的思想根源；而以两希文明为基干的西方现代文明、华夏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相互交流、相互融通的基础上，定当迎来人类的又一崭新的轴心时代。
        为什么要出版《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作者汤一介坦言，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和哲学的比较中，发现了有一些可以思考的问题。"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思考哲学问题，这个习惯一直没有改变。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我已经进入老年了，但我还可以思考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也许会有点意义。"
        另一方面，"我对中国文化非常热爱，因为我爱我的祖国，我就必须爱我的祖国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而且，只有珍惜自己传统的国家文化才是有希望的国家。"
        汤一介从这两个前提出发，在年届八旬之际思考，"我为什么考虑要建设中国哲学，就是有鉴于现在我们的哲学、宗教、伦理学、社会学、文学、艺术，基本上用的是西方解释学的架构，而不是中国解释学的架构。"
         从时间上讲，中国对经典的解释并不比西方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注释《春秋》的《左传》，有注释《易经》的《易传》。"我们解释经典的历史很长，有丰富的资料。能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解释学？"汤一介有了这个想法，这多半缘于他对西方的了解。
        马克斯•韦伯有一本经典的传世之作，讲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过之后，汤一介想，能不能有一本书来讲述中国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如果我能写一篇关于中国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文章，从中国儒家伦理中发掘一些有用的资源来塑造我们现代的企业家精神，可不可以呢？"基于这种考虑，汤一介写了长达万字的《儒家伦理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一文，收录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
        一般人认为，西方是法治国家，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人治国家。汤一介在新近读过的一些书中看到，中国维持中国社会、中国政权靠的是礼法两套。他说，在孔子的《论语》中讲过，在《礼记》中也有，在"二十四史"中同样可以看到每一代正史中都有"礼乐志"和"刑法志"，讲述中国人用礼乐和刑法治理国家。"我就想到，能不能考虑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的社会特点在什么地方？对于建设人类和谐社会有没有贡献？"从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一些很有价值的论述中，汤一介反观中国哲学中有哪些问题可以继续来研究。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同样对人类社会有重大的贡献。 比普通读者先读到《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的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刘明清说，我从汤一介的著作中深深地体会到他对中华文化的那种热爱，那种家国情怀，尤其是他有一种世界的眼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刘明清感受到汤一介正是在做这样一份崇高的工作。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汤一介在这部最新作品里特别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自己是这三者之间融合的典范"。书里特别强调要打通或者融会古今中西，其中特别有一篇文章讲到，也要打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史哲的相互融合。
         "汤先生的哲学思考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面临着一种危机、转机，当然也重新有了一种希望和创造的时代，如何去理解中国，去理解中国文化中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思想资源。"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以学生身份评价汤一介说，"汤先生研究儒家，研究道家，研究佛家，不管做什么工作，最核心的，就是面对当代和未来新的中国文化寻找一种根基。""汤先生对中国的思考，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始终用世界的眼光去看中国。"收在《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中的论文，包括汤一介所有其他著作里所表现的那种西方文化的视野，包括对印度、对伊斯兰文明的视野，都给后来者指明了一个方向。
        汤一介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如果把哲学看作一种思考，一种思想，一种思想的旅行，汤一介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王博说，从20世纪80年代起，汤一介就力图突破这样一个框架，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思考，对真善美进行思考，并且进一步从哲学走向更大的文明这一角度进行思考。"后来，汤先生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根本，关注经典的诠释、经典解释学，这是整个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的根基。"
        从2003年起与汤一介共事10年编纂《儒藏》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说，《瞩望新轴心时代》一书收录的文章体现出汤一介拥有一种真正学者的恢宏胸襟和高瞻远瞩的大视野。最为重要的是，汤一介还勇于担当。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汤一介经常讲的"事不避难，又不逃责"的人格风范和学术品格上。 汤一介所瞩望的新轴心时代，是一个人类普遍性道德价值与世界秩序重新肯定与建立的时代。"《瞩望新轴心时代》的书名就包含了反本开新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蒙培元说，汤一介对反本开新的这个"本"，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和分析，他提出天人合一，但没有说这个"天"是不是一个本体，是不是一个实体。"这表明汤先生的思想既留有余地，同时又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乾元国学通讯第50期转载《光明日报》2014年1月10日文章）